出庭如果只能带一本书，我会带上它 | 庭前独角兽
作者 | 江 南（北京刑事法官）
每一次，当我试图以“最近工作忙”为由拒绝母上大人的相亲指令时，对话就会以她的暴击终结：
“你工作有啥忙的？
小槌一敲，判三年？
我也能做！”
这恐怕是法官的尴尬之一，你没法向大家解释清楚，审判工作的技术性，到底在哪里。
当然，还有种更常见的误解：你们学法律的，一定很会背法条吧？
某年某地某客栈，我和朋友在院子里闲聊，一位背包客大哥好奇地问：
你既然是学法的，
能背下刑法第149条么？
朋友，已经9012年了，法考已经可以带法条了，法律人工智能都上线了，哪个法官还没事背法条！
况且，不要说背，把大部分的法律规范、司法文件和参考判例读完，就已是一个艰巨任务了。
“特殊累犯”熟悉，修订前的条款知道么？司法解释看了，理解适用里面的提示看了么？指导性案例翻了，最新的刑事审判参考案例翻了么？援引了第600号案例，第800号案例做出了相反的解释你知道么？
你看，即使我们年复一年批判司法解释无序扩张，但一碰到新类型个案，法官还是会困惑于“无法可依”：罚金刑减轻处罚是否需要同时减轻主刑？被告人保护、交还国家一级文物是否属于“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？勒索比特币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？
这些问题，有的能找到答案，比如在最高法院研究室某个生僻的答复意见中；又或者在司法解释起草者执笔的理解适用角落那句“需要强调的是……”中；但更多没有答案的，才是法官的日常：在每一个案件、每一天不断地进行法律解释。
02
法官的权力真的那么大么？真的可以“小槌一敲、判他三年”？
实则不然。
法官为什么要皓首穷经、为什么必须穷尽法律检索手段？因为每个判决都是凝聚共识的过程。
你必须说服公诉人，为什么他的起诉思路可能有误，为什么不是诈骗而是盗窃；必须向合议庭成员或者专业法官会议成员阐明，以公司名义偷拿客户财物时，职务侵占和诈骗的边界在哪里；必须让律师信服，败诉的原因不是控审一体，而是辩方就独知事实抗辩，也是要承担举证责任的。
这就是法官的日常，判决书上的一句“本院认为”，背后不知包含多少检索、钻研和说服。
但法律检索的重要性和必要性，与其便利性形成了鲜明的反差。不论是线上检索工具还是实体工具书，我们并没有一种真正便捷、权威、高效的检索路径。
一个都没有。
面对一个复杂/新型案件，法官不得不经历以下步骤：
1.翻阅法条、立法解释、司法解释、追诉标准及以上文件的修改沿革；
2.查找最高院司法观点集成，了解刑事司法政策导向；
3.“撞大运式”翻阅指导性案例、公报案例和参考案例中，寻求类案指导；
4.阅读规范出台时的《理解与适用》、最高院专家型法官的个人论文、学者著作、论文，寻找理论支撑。
天知道在这样的日复一日中，我有多么希望有一本书能够汇集所有，一键查询；又有多么希望所有法律人都有这么一本书，一键共识，让法官少些口舌。
03
直到去年六月。
去年夏天，最高院的何帆老师抛给我一摞1700多页的《刑法注释书》书稿，让我“提一提意见”（“改一改别字”）。
这本外表迷你又可爱的案头书，除了法条、司法解释外，还包含了立法解释性意见、“两高”指导性案例、公报案例、《刑事审判参考》案例，甚至收纳了许多公安文件。
说《刑法注释书》是真正的“一本通”，当然不仅仅是因为资料全面。法官常面临的一个困惑是，公报案例、参考案例间存在矛盾，这或是由于先行后续，或是由于刑事司法政策变革，但规范尚有失效一说，参考案例却效力未定，导致援引时无所适从，裁判标准也飘忽不定。
以自首为例，相关案例早过半百，其中既有冗繁，比如第59号和第354号都是关于传唤到案的法律认定；又有冲突，比如第522号和831号，对报警后杀死被害人又等待在现场分别作出了构成/不构成自首的结论。修订的过程中，何帆老师几易其稿，对冗繁部分概括要旨，对冲突部分进行决选，最终留存44个案例。而这样的梳理摘要工作，覆盖了千逾个案例。
何帆老师作为人民大学刑法学博士，做过经济犯罪侦查工作，也曾在两级法院从事过刑事审判工作。独特的知识背景与办案经历，加上改革者的开阔思路，赋予了《刑法注释书》删繁就简、最大程度贴近办案需要的特性。
在这本书里，你能看到一名热爱司法者的“匠心”，也能感受到审判之所以是门技术活儿，蕴含着时代的力量、法律的精神，以及，人性的温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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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么样的工具书才会让人忍不住推荐呢？
美貌、权威、高效。
注释书无疑是这样的。如果你是一名办案人员又或法科学生，我衷心地希望你能翻翻这本智能、便携、贴心的工具书，我想你也会像我一样感慨：
不是金注释书，
不是银注释书，
这就是我的《刑法注释书》。
编 辑 | 赵琛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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